又如有的汉语词典，收录有“瓷”为“说文新附、瓦部”，说明“瓷”字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是没有的，是后来新附的。也有专家著“说文新附考”等，指出“瓷”字是新附字。

这是因为《说文解字》为东汉许慎著，到五代至宋代时徐铉进行整理。并且徐铉对原《说文解字》中没有的，新产生的字，进行增补，这些增补的字就称为“新附字”，现代《说文解字》中的“瓷”字，就是新附字。

三、汉代有“瓷”字缺乏依据

翻阅历代文献，国人往往有一种 “欲古其人，欲古其事”的情结，比如 “神农本草经”托名神农氏所作之类。“瓷”字的出现，也是如此。比如，广西教育出版社《说文与中国古代科技》一书中载：“瓷”词条：汉邹阳（约公元前206—前129年）《酒赋》“醪醴即成，绿瓷既啓”，说的是西汉就有“瓷”字出现了。这已被众多陶瓷史专家否定，但新出现的论文、著述仍然欲史其迹，令人惋惜。

首先，其后约二百年的东汉许慎（约公元58年-约公元147年）著《说文解字》没有收录“瓷”字，说明西汉时有“瓷”字是经不起推敲的；其二，西汉、东汉的其他文献并没有“瓷”字出现，所以西汉邹阳文中有“瓷”字不符合中国文字发展规律。

邹阳《酒赋》是《西京杂记》载录，并无其他出处，对于此书，历代大都指为伪书，系杂抄汉魏六朝佚史而作。阅者若从“瓷”字入手，可知有“瓷”字的文字必出自晋及晋后的著者，比如国内“茶艺表演”四字，必出自二十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瓷”字的出现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四、“瓷”字出现于晋代

至今，大多数陶瓷史专家学者认为，“瓷”字出现于晋代，认为晋代吕忱的《字林》收有“瓷”字，这是第一次出现“瓷”字，史称《字林》是《说文》与《玉篇》之间的一部字书，在字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惜亡佚不存。

晋代，位于浙江一带的越窑青瓷器，走向了发展期，生产的青瓷器具光润晶莹，青翠丰润。与此同时，出现了晋代潘岳(公元247年至300年)的《笙赋》，其中有“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此赋中出现的“瓷”字，是公认的最可靠的“瓷”字出现的史料。

诸多字书皆以此史料作为“瓷”字使用的范例，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开始编撰的《康熙字典》，以三十几位名士，花费六年成书，其中关于“瓷”的释义，以“《潘岳·笙賦》傾縹瓷以酌醽醁”说明，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晋之前其他文献中有“瓷”字是存疑的。

五、晋代对瓷质窑器有多种名称

    陶瓷史学者们一方面认为“瓷”字是晋代开始有文献记载，然后在“欲古其事”情结的驱动下，往往认为“瓷”这个专用名词在魏晋间已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并广泛使用，然后才被收入晋代吕忱的《字林》。其依据《笙赋》“披黄苞以授甘，倾缥瓷以酌醽”。认为此赋中不但有“瓷”字，且已有“缥瓷”之名，因而“瓷”字必定在三国魏时就已出现，然后经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约定俗成，才逐渐得到社会上的普遍认可。

本文根据对有关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上述说法不妥。其一是“缥瓷”的上述理解有误，其二是晋代时人对最具瓷感的窑器并不都称为“瓷”。

事物命名的方法，往往有多种，除了“六书”方法组字，还有一种是为了说明某一种事物，使用二个字来特指的。如“茴香”，我们就不能认为不但有“ 茴”字，且已有“茴香”之名，也不是“茴”字早已出现，而是国人组词的一种方式，其他尚有“钥匙”、“甘蔗”、“调羹”等。人们不能用一个字去诠释时，往往用二个字去说明，比如“茶”字，唐代才出现，它经历了演变的过程，先有苦荼、然后有荼荈、荼茗、荼饮、荼等，直至唐中期，才出现“茶”字。

尤其在陶瓷器上，有很大一部份是二字组成的。如《楚辞·卜居》“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中的“瓦釜”；汉书《司马相如传》:“巖阤甗锜，嶊醽崣崛崎”中的“甗锜”，《尔雅》中的“瓴甋”，郭璞注中“㼾甎”、“瓴甓”；《营造法式》中“瓪瓦”，“㼧瓦 ”；《淮南子说林》中“甂瓯”；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不少挂有青釉的陶罐，其竹简上有“瓦资”、“瓦鬵”；《晋四王记事》中“瓦盂”；《荈赋》中有“陶拣”等。

因此在晋代潘岳《笙赋》中出现“缥瓷”，只能作为晋代曾有人称某种窑器为“缥瓷”，而不能衍伸开去，说“魏晋”时代已习称为“瓷”显然缺乏依据。

在目前传世的文献中，我们也知道，先有“缥瓷”的使用，尔后才有“瓷”字的使用。因而本文认为“缥瓷”二字不是有了“瓷”字使用后才有的专有名词，而是“瓷”字单独使用前某一类窑器的名称。

   “缥瓷”字义上可理解为陶器上涂釉，呈色青白或浅青，十分符合晋代越窑青瓷器的特征，从公认最早的“缥瓷”字文献理解，越窑对中国“瓷”字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考察整个晋代，文献中尚未有时人习称为“瓷”的，直至东晋末文献中有许多种窑器的名称，并不习称为瓷，而是多种名称同时存在。这里举二例较能说明问题的记载。如《晋四王记事》:“晋四王起事，惠帝蒙尘还洛阳，黄门以瓦盂盛荼上至尊”。西晋的统一，促进了全国的货物贸易，但贵为天子的惠帝仍在宫廷使用称为“瓦盂”的器物，这可说明时人尚未习称为“瓷”，而不应该宫廷中没有瓷器或所谓的“缥瓷”物。

又如晋代杜育《荈赋》，许多陶瓷史学者认为是第一次记载我国古代窑址的文献。内有“器泽陶拣，出自东瓯”。此赋赞美了茶，此句则赞美了东瓯的窑器，说明晋时东瓯窑器畅销各地。瓯即越也，东瓯即东越。现今浙江省宁波地区、绍兴地区、温州地区等发现了许多晋代古窑址。陶瓷史学者普遍认为越窑是中国制瓷的先驱，是瓷器的最早生产地，这些古窑址中所发现的残片，表征上已具有相当强的瓷感。但晋时杜育却记载了时人对畅销各地的东越的该类窑器称为“陶拣”，这说明晋代位于中原河南的人士对东越精美的窑器称呼不一。

从字的本义来看，“陶拣”符合前述古人用词的方式。陶者，说明晋时人对东瓯的上好窑器认为是陶的一种，拣者，挑也，选也。陶拣——陶器中之上品也。比较出土实物，晋时越窑器也确实为陶瓷器中的佼佼者。但这并不是说当时人们已习惯使用“瓷”字或习称为“瓷”。

六、“习称为瓷”开始于南北朝

那么“习称为瓷”应在什么时代呢?虽然晋代文献中已有“缥瓷”词汇，但到人们普遍使用，必定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约定俗成。从现有文献可考的，最早使用“瓷器”的文献拟是《广雅》，内有“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许多茶史专家把此段内容认作是三国魏时张揖作著。笔者研研究认为不符合三国时期的茶史事实，三国时期茶仍然处于药用时期，到了三国末期，茶才第一次进入中国正史。这段内容的浇覆法饮茶是比较娴熟的饮茶技法，并且对茶的系统总结用词简练扼要，是饮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陆羽《茶经》之前系统阐述茶的文献，符合晋代与唐代之间的阶段。因而，三国魏时张揖可著《广雅》，但此段内容不是三国时期的，应该是后人增补的。

又因为其中的“茗饮”、“瓷器”均不是三国时代的词汇，尤其是“茗饮”词汇，更符合南北朝北魏时，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慕容氏、拓拔氏为学习先进汉文化（495年）推行汉化运动时的产物。与传统组词方式相比较，没有比“茗饮”二字，更能使少数民族明白此茗是可以饮用的。

与此相佐证，南朝梁大同九年（543年）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玉篇》，其中瓦部收有“瓷”，《玉篇·瓦部》云：“瓷、瓷器也”。同时，至东晋、南北朝，越窑青瓷器也走向了全面成熟期。综上所述，“习称为瓷”或称呼“瓷器”开始于南北朝。

             七、统一“习称为瓷”是清代康熙之后形成的

即使南北朝开始“习称为瓷”，在然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各地仍对瓷质窑器称呼不一，书写不一。虽然唐代用“瓷”字使用比较多，如《茶经》、《考声切韵》、《柳宗元代人进瓷器状》等，但往往有“磁”与“瓷”同时使用，或混用的情况，如《新唐书》（卷四十一）记载：“邢州巨鹿郡土贡磁器；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记载：“今俗语窑器谓之磁器者，盖磁州窑最多”等。

清代康熙字典“瓷”字注释:“《集韵》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