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试译白话文如下：

师为西汉吴氏后裔，法名理真。从岭南地区到蒙顶山房长驻修行。曾植茶七株，以供饮用和观赏。本朝京师临安等地持续大旱，皇上命张俊、秦桧枢密二相，诏告天下求雨救旱。法师小有神通，遵诏入定救旱。少顷便大雨倾盆，解除了京师等地广大地区的旱情。一日，法师到峰顶持锡窠井，忽然隐化于井中。侍者寻觅，未见衣物、尸身，仅得石像。众人无不称奇，遂在井右建石屋奉祀。此后凡干旱之时，只要汲取井水，即下甘霖。以至功名利禄、子孙繁衍、疾病疫情、灾难吉祥之事，皆可求助神水，无不灵感。这是师之功德造福后人也。本地进士喻大中有感于此，向朝廷上奏，为师请功。淳熙戊申（1188），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像。

时绍熙三年（1193年）二月二十六日，勒石于名山县蒙顶山房

 “行状”是古代亲友记载死者生平事迹、作为传记素材的一种文体，类似于传记。文中写到灵感神异故事，在古代并不鲜见。

标题是文章的眼睛，古人一般都在标题上标出朝代。《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标题明确界定吴理真是宋人。笔者不解的是，李先生等相关专家、学者，不知是出于回避还是其它原因，并没有对其中的“宋”字作任何解释。

严格来说，该《行状》不很规范，可能为该寺僧人或民间文士类似今天的业余作者所撰，一般士大夫所写会有落款。首先，《行状》标题未按宋孝宗敕赐的“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称呼，而称为“甘露祖师”。“祖师”原指佛教、道教中创立宗派的人，并非李文所说“三代以上才能称祖”，作为普通作者所撰的非正规《行状》，可能以“祖师”代指僧人法师了。

其次，《行状》缺少主人祖辈名分和生卒年代，造成了后人的误读和争议。主要记载了主人吴理真因求雨、灵验等，由当地进士喻大中请功，而被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开句“师由西汉出”虽表述不清，但紧接“现吴氏之子”开宗明义记载吴理真为西汉吴氏后裔。

李文认为笔者“明确他（吴理真）是西汉吴氏后裔，这是不对的。吴姓起源在周前吴伯泰，为什么只追溯到‘西汉吴氏’？”古人的传记、行状、墓志铭，一般只介绍其分支为何地人士及祖上名号，不是姓氏溯源，何必追溯始祖是谁？吴理真作为连父亲、祖父都未留名号、家世不详、籍贯不详的僧人，李先生已考证出他“系王室之后”，故妄说之，故妄听之吧。

更让人惊讶的是，李先生及当地一些作者，虽然也以《行状》为考证吴理真的主要依据，不敢否认碑刻，却出于地方利益需要，于《行状》中“法名”、“住锡”“入定”、“菩萨”等佛教专用名词于不顾，竟然篡改了吴理真的僧人身份，李文云：“吴理真不是政治人物，也非学者名流，只是一个种茶人……吴理真不是道人、

也不是僧人，只是从岭表流寓而来的皇族之后，入乡随俗，种茶为生……”心口雌黄，指鹿为马，是对吴理真和佛教的大不敬。

如按李文说法，吴理真是西汉茶祖，为什么《行状》记载宋孝宗敕赐他的主要功迹是求雨、显灵，植茶只是一笔带过呢？李文并未作出合理解释。

“现”、“元代”指的均为当时宋代

笔者在《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一文中写到，原先很多介绍吴理真的书籍、文章，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吴氏之子”句，并未出现关键字“现”字，是笔者在文章中引出并强调，“现”字说明是宋代人记当代事。

李文则是这样解读的：“‘现’字有多种释意，与本文相关有二：其一，显露。显也，露也。其二：今时，现在。碑文从一，是‘显露’之意。‘子’字也有十多种含意，与本文相关有三。其一，为人之子，儿子。其二，古代对男子的尊称，如孔子、庄子等。其三，老师。‘子是有德之称，古者称师为子也’。碑文从三，‘子’是指有德之人。‘现吴氏之子’解读应该是：显露吴氏家族的有德之人。上下连起来：‘吴理真西汉出生，是显露吴氏家族的有德之人……’”。

李文还有一种句读是：“师由西汉出现，吴氏之子，法名理真。”

李文及《雅安日报》记者引述李先生之语，认为笔者不懂古文。笔者古文基础薄弱，但知道“现吴氏之子”句古今含义完全一致。

笔者原先对“元代京师旱”句“元代”两字不解，以为是“宋代”之误，写作本文时，忽然想到，结合《行状》落款，“元”字可作“本”字解，古人记述当代事物常用本代、本朝、国朝，在元朝之前，此“元代”不会与朝代之元代冲突，是可以代指本代、本朝的，这就顺理成章了。

吴理真求雨在1141-1142年间，张俊非“张浚”，

入定救旱不一定要到临安

《行状》载：“元代京师旱，敕张、秦枢密二相，诏求雨济时。师入定救旱，少顷沛泽大通”。

关于“张、秦枢密二相”，李先生说：“碑文中的张浚，四川绵竹人，高宗时任川陕京西诸路宣抚使，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正月任枢密使，在位不满两年。张浚任相的时间也说明‘京师旱’是在孝宗隆兴元年或二年。” 李先生在这里犯了张冠李戴的常识性错误，其实文中的“张、秦枢密二相”指的是张俊与秦桧。张俊非张浚，秦桧死于1155年，张浚（1097—1164），汉州绵竹（今四川）人，1135年为相，1163年任枢密使，二人怎么共事？张俊（1086—1154），字佰英，凤翔府成纪（今甘肃天水）人。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授枢密使,次年十一月罢枢密使。最主要的是，张浚是重用岳飞的忠臣，而张俊则与秦桧合谋陷害岳飞。一忠一奸，泾渭分明，岂能混为一谈？可谓偏旁之差，误之千里。可见李先生没作详细查考。

张俊任枢密使不到两年，因此确定求雨时间就在1141-1142两年之间。

关于“师入定救旱”，李文说：“此师非彼师！……京师临安距西蜀蒙山数千里，在信息闭塞的古代，如何得知‘京师旱’？又如何千里迢迢赶赴现场？于理不通。‘师’是指临安当地的法师。”这是李先生有所不知了，即使古代，京师持续大旱也会天下皆知，而作为有神异功能的法师，完全可在蒙山入定救旱，并非要赶到京师临安。至于“临安当地法师”之说，就更离谱了，这是记载吴理真事迹的《行状》，怎么会突然言及其他无名法师呢？临安法师还要“邑进士喻大中”为之请功吗？而下文所载事迹又属此师还是彼师呢？恐怕李先生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这才是文理不通呢！

短短几句话，发现李先生犯了一个历史常识性错误，用了两个想当然。

年号代名是皇帝专利， “甘露祖师”解读为年号命名是常识错误

笔者与中国茶叶博物馆研究员周文棠先生，均认为吴理真是因为求雨、灵验有功，而被宋孝宗敕赐灵应甘露普慧妙济菩萨的。李文为了证实吴理真为西汉茶祖，违背历史常识，用了很多笔墨，将“甘露”解释为西汉汉宣帝的甘露年号。须知，朝代年号本身由皇帝制定，以年号代名是皇帝专利，宋代以前多用汉高祖、唐太宗、宋徽宗等庙号代称，明代以后才多用年号代称，如永乐帝、康熙帝、乾隆帝等等。笔者至今未看到除皇帝以外的其他人物用朝代年号代称的，李先生认为“甘露祖师”是以甘露年号代称的，可能为独创。

西汉甘露元年为公元前53年，李先生由此推论出吴理真种茶即是此年。而不可思议的是，前文已经写到，《行状》记载宋孝宗敕赐吴理真，植茶只是一笔带过，更没有说在甘露年间植茶。甘露年号共4年，从前53年至前50年，即使李文所说成立，也不一定就是前53年，或早或迟都有可能的。

从宋代1141年前推到公元前53年，相差近900多年，应该有准确的文献记载吧？从吴理真“甘露祖师”封号，就得出他在甘露元年植茶的结论，足见李先生是凭推理、猜想考证这一重大茶史的，以此作为史实，难道不是天大笑话吗？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脉络了。

现有史料均源于《行状》，文献采信以古为先，

“西汉吴理真”是断章取义的误读

笔者在《宋僧吴理真是如何演变为西汉茶祖的》一文已经指出，对同一历史

事件，文献采信的依据是以古为先。目前持“西汉吴理真”之说的主要依据，是清雍正六年（1728）《天下大蒙山碑》和雍正十一年（1733）编纂的《四川通志》，两种文献均在《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石碑之后，现代著名茶学专家陈椽先生则是根据《天下大山蒙碑》记载而载入《茶业通史》的，笔者以为这些都是对《行状》断章取义的误读，不能作为采信依据。

李文所引五代前蜀毛文锡《茶谱》记载的蒙山上清峰一位无名僧人，以茶去宿疾，只是很普通的佛家茶事，与宋僧吴理真或所谓的“西汉茶祖”均无关联。

李文引光绪《名山县志》，说北宋孙渐有《智炬寺留题》：“昔有汉道人，蕹草初为祖。分来建溪芽，寸寸培新土。” 孙渐曾任河东路保甲兼提刑，笔者手头的《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等多种名人录及网上搜索，均找不到孙渐的辞条。笔者未看到《名山县志》，不敢判断他的生卒年。智炬寺位于蒙山山腰，与蒙顶山房相近。《智炬寺留题》共42行，据该诗前句“步庑阅刓碑，开龛礼遗塑”来看，孙渐可能也是在瞻仰《行状》石碑之后所咏，董存荣先生在《蒙顶茶》一书中亦作如是说。这么说来，《智炬寺留题》也写在《行状》碑刻之后，孙渐应该是南宋人。相信李先生也是看到该诗全诗的。“分来建溪芽”句也表明了宋代特征，因为唐代之前，名茶和贡茶是蒙山茶、阳羡茶、紫笋茶等，建茶尚未成名，宋代大臣丁谓、蔡襄以建茶督造贡茶大、小龙团凤饼，建茶才名闻天下，风靡一时。孙渐认为来自岭南的吴理真，带来了7棵建溪茶苗，种在蒙山顶山。此说另有记载，还是孙渐的个人理解，不得而知。熟悉茶史的人都知道，“汉道人”与“建溪芽”是矛盾的，很难并列在一起。而即使有无名“汉道人”在蒙山种茶，仅凭宋代文人雅士诗歌中只言片语的记载，也不足为信。还有，看不出无名“汉道人”与吴理真有什么关联，如果《智炬寺留题》年代早于《行状》，说明该诗与吴理真是无关的。

李文提供的其它依据，如南宋中期王象之的《舆地纪胜》、明《杨慎记》等相关记载，均源自《行状》碑刻，只是均被误读为西汉吴理真而已。

这些文献，有的属断章取义的误读，有的可能没亲眼看到《行状》碑刻，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而已，当代这种情况太多了。

文章是天下人共读的

李文谬误太多，笔者只是择要指出，其余不再赘述。文章是天下人共读的，

《宋甘露祖师像并行状》并不难读，相信广大读者可以读懂，不会像李先生这样只要为我所用，就可以“个性化”地任意曲解。9月15日，笔者与一位茶友网聊，说起《雅安日报》记者引述李先生之语，认为笔者不懂古文，李先生认为“现吴氏之子” 的“子”字应孔子之“子”并列，解释为吴氏家族的有德之人。这位茶友说：“这是强词夺理，李先生把天下文人都小看了。”通读李文，类似强词夺理、不合文史常识的太多了。

7月19日，雅安茶友发来消息说，他和李先生非常赞赏笔者发在第6期《茶博览》的《“神农得茶解毒”由来考述》一文，他说：“前几天李家光老师还说到：当前的茶文化太没有文化，竺老师关于神农与茶的文字可谓耳目一新，值得学习。” 笔者受宠若惊，对彼文如此好评，质疑到他本人就坐不住了。

李先生认为笔者不懂古文，“只要细读历史、熟知背景、略知古文”就不会乱写考证文章了。究竟是笔者不懂古文、不读历史，还是李先生欠缺文史常识，读者自有公论。

李先生又说笔者指出陈椽先生错误是“文笔尖刻”，笔者并不认同。1990年代初，笔者曾与陈老多次通信通话，撰写的《陈椽编著〈茶业通史〉》，曾在香港《新晚报》等多家报刊刊出，1992、1994年分别收集在上海和台湾出版的拙著《名人茶事》中，陈老非常高兴。《茶业通史》是开山巨著，虽然笔者发现了其中将“神农得茶解毒”归为战国《神农本草经》、瞎子摸象式地根据《天下大蒙山碑》认定吴理真是西汉茶祖两大重要错误，同仁们还有其它诸多质疑，但瑕不掩瑜，不足之处有待我们后人完善。而实事求是指出其中错误，并非对他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