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助瓷辉，瓷益茶雅     

             ——浅析越窑青瓷与茶的关系

 

                                  公刘子茶道  马桑草  胡旭英

 

一、上林湖与越窑青瓷

在浙江慈溪市桥头镇，有一方由潟湖衍变而成的湖泊，形状如桃叶，水面曲折。湖泊的东、南、西三面是绵延亘长的群山。数以万计的青瓷碎片如繁星一般的散落在湖水中、滩涂上。它们静静的躺着，任由湖水和时光为它们浸润出岁月的柔光。今天，这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处重要的窑口的遗址，而当时间倒退回1000年以前，这里是大唐贡瓷烧造的中心，是举国瞩目的瓷都——上林湖。110多处自汉至宋代窑址如珍珠一般的镶嵌在蜿蜒而漫长的湖岸线上。而那些散落在这片土地上的碎瓷，便是姿如圭璧、色如烟岚，为历代茶人文人所推崇备至的越窑青瓷。

越窑一词，得名于唐代。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瓷器》一诗中，首次提到了越窑一词。我们无法再去考证第一件越窑瓷器烧造于何时。我们只知道，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时期，浙东地区的制陶业就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祖先们辛勤而智慧，浙东越州的瓷器烧造在历史的更迭中，几经起落、不断进步。上虞、慈溪等地的窑厂开始初具规模。终于在东汉晚期烧制成了正式的青瓷，奠定了越窑瓷器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百代不迁历史地位。从此，瓷器取代了金银铜陶，成为日用器皿的主流。三国西晋时期，越窑壮大发展，窑厂的数量剧增，产品种类丰富，形成了越窑烧造以来的第一次兴盛。东晋南朝时期，越窑瓷的生产再次步入低谷，越窑的中心开始由上虞逐渐蔓延转移至宁波慈溪上林湖一带。沉寂终究是短暂，大唐繁华的到来，让越窑如同涅槃重生一般的再次复苏，最终登峰造极。

二、瓷益茶雅

而同样是在唐代，另一种文化也在日益兴起，蔚然成风，那就是饮茶。唐代“风俗贵茶”，最高统治者非常推崇饮用这种天然而清香的饮料，热衷茶事，并设立贡茶苑，专贡御茶。每年清明之际，宫廷之中还要举行大型的茶宴，规模宏大，其乐融融。上行下效，于是贵族爱茶、士大夫扬茶、僧侣重茶、商人卖茶，举国饮茶。而越窑也在这时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盛装茶水、冲煮品饮的工具。和金银竹木一样，越窑青瓷只是“器”。然而，瓷器茶具，较之陶器的粗拙，它则显精美；较之竹木的清寒，它则具层次；较之金银的昂贵，它则见雅致。于是，瓷器茶具成为茶具中的主流，而越窑青瓷更是这一时期瓷器茶具中的翘楚。

唐人饮茶的程序繁复而精致。据陆羽的《茶经》中所载，制茶饼先要经过烤炙，使其均匀变软之后，“既而承热用纸囊贮之，精华之气无所散越”。冷却后再研成细末，罗筛后贮于盒中。然后是选碳、备火、择水，煮水时，还要依据“三沸”之法，适时的放盐、置茶、浇沸育华，最后才是饮用。此外，还有苏廙的《十六汤品》中记载的将茶碾末入盏，直接向盏中注水，用茶筅回环击拂的点茶，如此复杂的烹煮，却在各个环节之中都能看见越窑青瓷制成的用具。越窑青瓷茶碾是中晚唐时流行于文人雅士与民间的碾茶工具，由碾槽、碾轮、碾轴组成，碾茶时，碾轴带动碾轮在沟槽内来回滚动，碾茶成末。而装茶则有青瓷制的茶盒，若是点茶注水，最常用执壶，也就是注子。宁波博物馆藏有两件瓜棱形注子，均是1975年出土的。一件：喇叭口、长颈、溜肩、瓜棱腹、矮圈足，釉色青黄滋润，胎质细密。另一件：直口、溜肩、长瓜棱腹、帽状钮盖，通体施釉，釉色青绿，肥润光亮。均是青瓷中的珍品。

而饮茶所用的器具，更加琳琅满目。瓯、碗、托、盏各具所长。《茶经》中陆羽把当时一种敞口、斜壁、浅腹、矮圈足的碗称之为“瓯”。其实，瓯亦是唐时的玉璧底碗。碗是越窑青瓷茶具中常见之物。唐代青瓷碗的造型，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特征。初唐时的茶碗为盅形，直口深腹，圆饼足；中晚唐时流行玉璧底碗和圈足碗。碗下加托，便成了碗托。宁波博物馆中便藏有一件青瓷碗托，托似一方舒展的荷叶，四边微微卷起，全器宛若出水荷叶承托一朵盛开的荷花，花叶珠联璧合，胎质细滑，釉色青黄，莹润欲滴。唐时的越窑茶具，器形多种，纹饰的手法亦精湛多样，刻花、划花、印花、镂孔，多施于碗、盘的内底或盒盖的盖面，线条交错变化，简练流畅，自由奔放。质朴中留有细腻，沉稳中显露生机，清新高雅，赏心悦目。而真正让青瓷与茶结下不解之缘的是它那与生俱来的如冰类玉的色泽，陆羽《茶经》中有过这样严格的比对：“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育《荈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苍碧清莹的青瓷色韵，将茶汤衬托得青翠幽深，为唐人饮茶增添了无穷的高雅情趣。

三、茶助瓷辉

而衬托总是相互的。既然茶因瓷而飘香四溢，那瓷也定会因为茶而声名远播。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时越窑的兴盛，茶亦功不可没。爱茶的人们对于这种能益茶、衬茶色的瓷器大加赞赏，中国的名窑，本来有“南青北白”，平分秋色，却因茶汤的介入而分出了高下。人们将越窑奉为六大名窑之冠。对青瓷茶具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大量的碗、瓯、碾被生产出来，投放市场，以满足社会各个阶层的需要。而在那个才子济济、华章倍出的年代，一首又一首的咏瓷好诗，成就于文人墨客的笔下，他们不吝惜任何华美的辞藻来称颂越窑的瑰丽。

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到的《秘色瓷器》便是为人称道的，咏颂青瓷的名篇。“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诗中，不仅为越窑命名，还将越窑青瓷那种难以一言道尽的特有色泽称之为秘色。秘色——神奇的颜色，足见诗人对瓷器的褒扬。久之，秘色成为越窑青瓷中上乘之作的代名词。而徐夤在《贡余秘色茶盏》一诗中，用月染春水、冰盛绿云、古镜破苔、嫩荷涵露等一连串的比拟来形容青瓷色泽的百看不厌。如此不惜笔墨不吝佳句，唯恐道不尽越窑的风情，饮茶与赏瓷，成为了诗人们笔下写不完的主题。施肩吾的《蜀茗词》中有句：“越碗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韩偓的《横塘》中有句：“蜀纸麝煤沾笔兴, 越瓯犀液发茶香”。孟郊的《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中有句：“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郑谷的《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和《题兴善寺》中分别有句：“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藓侵隋画暗,茶助越瓯深”。李涉的《春山三朅来》中有句：“越瓯遥见裂鼻香，欲觉身轻骑白鹤”。李群玉的《龙山人惠石廪方及团茶》中有句：“满火芳香碾麹尘，吴瓯湘水绿花新”。皮日休称赞越窑是：“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晚唐，统治者在上林湖一带特设贡窑，顾名思义，贡窑就是地方上烧造贡奉朝廷精美瓷器的窑厂，接受烧制秘色瓷的重任。《新唐书》中有：“江南道，越州土贡瓷器，会稽、山阴、诸暨、余姚、萧山、上虞” 的记载。久之，土贡继而演变为特贡，上林湖一带的窑厂烧造规模再次扩大，日益极盛。越窑为茶提供了相得益彰的茶具，茶为越窑迎来了盛名远播的局面，茶与越窑，恰似伯牙与子期，高山流水，相知相识。

四、携手远航，交相辉映，远播中华文化于域外

而距上林湖不远处的宁波，素来就是一方人杰地灵之所在。古宁波《禹贡》中道：“为扬州之域”。春秋时为越州境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设会稽郡，下有鄞、鄮、句章3县。隋朝时，三县合并成为句章县。唐高宗时期改称鄮县，唐开元二十六年设州治为明州。明太祖时，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改称宁波府，宁波一名延用至今。

宁波有漫长的海岸线，曲折的港湾，辽阔的海域，是得天独厚的深水良港，早在两汉三国时期，宁波与海外就已有交往。到了唐代，还被称为明州的宁波，已成为地处要冲的贸易重镇，成了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而若以地区而论，与明州贸易、交往最为密切的是日本。每年夏季，西南季风盛行，被赤道的暖流即从印度洋经南海、东海流向日本；春季在东北季风的吹送下，北冰洋的寒流又绕经日本循东海南下。独特的海风和洋流，维系着日本与宁波之间的商贸与交流。此外，朝鲜、东南亚诸国皆有船来往通商。有记载描述，当时“万里之舶，五方之贾”来此交易，“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可见贸易之盛。

唐以前，我国对外贸易以丝绸为主，自中唐起，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瓷器逐渐成为海外贸易的大宗商品。越窑青瓷的大量烧造，在满足内销的同时，已完全具备了外输的能力。1973年，因政治需要，在宁波市区和义路、东门口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唐、五代、宋明州城门遗址、城外造船遗址，出土了900多件文物和一艘龙舟遗物，其中大量的越窑茶具均是贸易瓷。可想而知，还有更多的精美器件，借着明州的近水楼台之便，一件又一件的被运出中国，伴着波涛，来到异邦，率先走向了世界。成为他国人民的生活之必需。在日本鸿胪馆遗址中共发现青瓷2500片，数量巨大，西部沿海地区共发现近50处越窑青瓷的遗址，奈良法龙寺，保存着一个高26.4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10.1厘米的越窑四系壶，京都仁和寺出土有唐代的瓷盒，立明寺发现唐代的三足腹等。成于950年的日本史书《仁和寺御室御物实录》记载，日本宇多法皇在宫廷收藏的中国工艺品中，有越窑青瓷的碗、罐、壶等。“青瓷多盛天子御食”是“大臣朝夕之器”。可见越窑瓷当时在日本的显赫与贵重。

茫茫大海之上，越窑的海外之行艰辛而危险，但是在漫长的航行之中，越瓷并不孤独，始终都有另一种文化一路相随。那就是茶文化。和瓷器一起进入日本的是茶叶，宁波地处浙东，土壤以黄壤土为主，境内有四明山、甬江、奉化江、姚江，多山丘缓坡，适宜种茶。据记载，唐代浙江有七个州产茶，其中就有明州。茶在公元729年前已传入日本，公元729年，圣武天皇在宫中召集百名高僧，读般若经，翌日赐茶以示慰劳。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僧人最澄于明州登陆来唐学习佛法，次年归国时，不仅带回了大量的佛经，而且带去了浙东的茶籽。这些茶籽最终在日本落地生根，由此揭开了“海上茶路”东传日本茶文化的历史序幕。公元八一五年，日本嵯峨天皇曾到滋贺县梵释寺，当时寺僧献茶，天皇饮后非常高兴，茶叶栽培于是得到推广。到了镰仓时代，日本荣西禅师先后两次来我国学习佛经，归国时再次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故国。并根据我国寺院的饮茶方法，制订饮茶仪式，晚年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称为日本第一部茶书。书中称茶是“圣药”、“万灵长寿剂”，这对推动日本社会饮茶有重大作用。在中华茶文化的传入及推广下，日本形成了自己的茶道文化，茶道所主张的精神和内涵日益浸润了日本人民的生活和精神。此时我国对外贸易的港口增加到八、九处，明州有日本、高丽船舶往来，青瓷和茶叶已成为主要出口商品。

在几千年前，当智慧的古人第一次烧制出越窑青瓷的时候，他们一定不会想到，色如烟岚、姿如圭璧的青瓷会得到后世如许多的钟爱和赞誉。他们也不会想到，青瓷日后会和中国的另一种灿烂文化结合在一起。青瓷与茶，本是历史长河中两道平行发展的事物轨迹，但是，时光进程的妙手偶得与人民审美观念的必然垂青，终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投桃报李，水乳交融。从此之后，越窑瓷器便成了展现茶文化内涵的最好媒介，它的质精韵美，丰富了茶的文化内涵和美学意蕴。共同构成了中华茶文化中内容庞大的一方领域，熏陶着历代茶人的审美追求，进驻茶人的精神世界。

 

 

作者简介：

马桑草，女，公刘子茶道网编缉

胡旭英，女，公刘子茶道培训负责人，茶艺技师、评茶师、 国家茶艺师考评员

 

（此文发表于：——“海上茶路，甬为茶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4月24日宁波）